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世界经济无疑正面临着新一轮的衰退，不幸的是，这一轮衰退还遇上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担心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无疑要受到这一轮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呢？中国从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整整三十年，这刷新了增长时期之长、增长速度之高的历史记录。回顾这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可以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产权改革，调动农民积极性。我国最早的产权改革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奠定了制度性的条件。可以说，一夜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饱问题不仅（很快）基本解决了，而且农民手中有了剩余，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大幅度地增加，这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第二，打破垄断，搞活市场。而紧接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打破工业生产以及服务业的国家和集体垄断经营，为我国第二、三产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繁荣提供了另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国内对工业产品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很快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体现出来了。
　　第三，打造“世界加工厂”，以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在经历了1996年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大了对出口加工业的支持——除了原本在特区就实行了的减免税、出口退税、廉价提供土地、简化各种行政管理外，还大幅度贬值人民币。以至于，我国出口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07年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也相应地迅速提高，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水平。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中国制造”的冲击下，频频向中国提起贸易纠纷、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在人民币在国际压力下升值约15％、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条件下，要继续依赖于出口加工业的增长来推动我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就几乎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再一次转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第四，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购买和公共投资。不管增加政府购买（如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等）和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率和对民众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如何，按照现行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这二者对维持我国高速的GDP增长率都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一切都是有成本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债务的增加。当政府赤字的边际收益等于或者小于其成本时，就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持续了。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要驱动政府购买和投资这“两架马车”经济就必然会增长。我们真正需要的增长不是GDP，而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五，积极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从1998年到2007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不仅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采取了“稳健的”（实际上是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常规性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一个对国民经济影响非常大的货币政策也许要算典型的寅吃卯粮式的“消费贷款”政策的实行了。在内需不足、银行存款余额急剧攀升的情况下，鼓励消费、促进内需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实行消费贷款、尤其是实行商品房的按揭购买政策，为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泛滥及其巨大的泡沫准备了一个难得的必要条件。一时间，房价节节攀升，房地产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GDP的增长和财政税收的增加。而这背后是我国银行对房地产业的巨额贷款，是货币供给的急剧扩张。同时，房价虚高也成了国民关注的一个焦点，汉语中因此而产生了一个新词汇——“房奴”。以至于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了。但是，我国房地产业有价无市的现状，注定其发展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注定其泡沫迟早是要破灭的。
　　当然，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因素中，还有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的改进等方面的原因，但它们与上述的各种原因相比，其作用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和引人关注了。而要继续依赖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已经是力不从心了。然而，为了应对目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国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政策——力度空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救股市、救楼市、提高粮食收购价、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实际上，简单地说，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内需不足，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三是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内需不足，不外乎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尤其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大——即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过低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的问题。
　　资源利用效率低，不外乎是生产力水平低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要解决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除了改进技术设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别无他法。而这需要足够的自主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支撑，从而需要我们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和科研管理模式、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将科教(湖北自考网)兴国战略落到实处。要解决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必须要减少共有产权、降低产权中的共有成分，以尽可能避免“公共草地悲剧”带来的资源的过度使用、和资源的闲置。中国经济的未来必须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向发展，否则，中国经济只有令人悲伤和可怕的未来。
　　自然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恶化可以说是制约我国持续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应对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需要兼顾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应该有机结合起来考虑。中国的小农经济、城市化水平低、工业化程度低、以及巨大的自主消费市场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比西方高度全球化的、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具有更大稳定性。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夸大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完全没有必要以牺牲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来维持高速的GDP增长。
　　而要解决好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向西部进军，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现有的城乡人口格局、财税收入水平和农民人均耕地几亩的资源禀赋约束下，要让农民获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收入水平，依赖于转移支付是不可能的。所以，既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又要提高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农民向西部（如新疆、甘肃等地）进军，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政府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掀起以保护和开垦耕地以及培育水源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大开发，这或许是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所在。这样，还可以分流一部分过剩的流动性，减轻通胀的压力。为什么我们不向美国学习他们的西部大开发呢？
　　第二，真正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打造创新型社会。当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时，我们很难想像社会精英会安于、乐于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很难想像会有多少人安于和乐于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官本位是创新型社会的天敌。当民众赋予官员的公共权力得不到民众的有效监督时，官本位是难以改变的；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改变的情况下，在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忙于评职称、忙于应付名目繁多的考核、忙于挣钱养家糊口的情况下，创新型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增长要由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向知识集约型转变，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三，培育弱势群体的谈判势力，改变社会谈判势力结构。当社会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组织为其利益代言和有效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监督实施时，要想切实缩小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不可能的。残酷的实现永远遵循着我们表面上鄙视的法则——弱肉强食。没有比较对称的社会谈判势力结构，就不可能有比较完善的民主；没有比较完善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比较理想的法治。当一个国家不是处于法治状态的时候，法律产权和经济产权之间的距离必然很大，产权必然会有非常大的部分留在公共领域，公共草地悲剧的命运就难以回避，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就不可避免。马克思说得好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容纳不下其生产力时就意味着必须要调整生产关系了。这是我国经济要持续增长的根本。
　　当然，中国经济完全还有另外一种去向，那就是假定时间永远停滞的凯恩斯主义的继续，经济泡沫的进一步扩大、通货的进一步贬值以及资源的枯竭。到那时，一切都不再可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