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不如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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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９７年以来，针对不利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使得国民经济勉力维持了７％以上的年增长速度。然而，不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至今没有大的改观，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内需增长乏力。加上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比较快，一些人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实施策略产生了怀疑。
１９９６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１４％－２０％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１９９６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２００１年也只是上升到１５％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１９９４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
费改税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实际效果等于减税。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利于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潜在的国债还本付息负担逼迫我们不得不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严格财政收入的征管，对国债融资项目的支出管理有利于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加上加入ＷＴＯ对政府职能，特别是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影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一次尝试，客观上必然会提出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要求。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目的是缓解国民经济的通货紧缩困境，保障国民经济在困境中仍然能够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现在，我国整体上仍然是个发展层次很低的国家，而且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尖锐化，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１９９７年以来，针对不利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使得国民经济勉力维持了７％以上的年增长速度。然而，不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至今没有大的改观，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内需增长乏力。加上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比较快，一些人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实施策略产生了怀疑。
１９９６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１４％－２０％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１９９６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２００１年也只是上升到１５％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１９９４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
１９９６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１４％－２０％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１９９６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２００１年也只是上升到１５％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１９９４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
费改税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实际效果等于减税。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利于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潜在的国债还本付息负担逼迫我们不得不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严格财政收入的征管，对国债融资项目的支出管理有利于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加上加入ＷＴＯ对政府职能，特别是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影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一次尝试，客观上必然会提出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要求。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目的是缓解国民经济的通货紧缩困境，保障国民经济在困境中仍然能够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现在，我国整体上仍然是个发展层次很低的国家，而且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尖锐化，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１９９７年以来，针对不利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使得国民经济勉力维持了７％以上的年增长速度。然而，不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至今没有大的改观，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内需增长乏力。加上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比较快，一些人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实施策略产生了怀疑。
１９９６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１４％－２０％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１９９６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２００１年也只是上升到１５％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１９９４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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