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下) ――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

    基于上述理解，针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要借助于英美自由主义思想资源对”社会主义的谬误”及其认识论根源－－”科学主义”的批判，汪晖指出：”中国知识界没有来得及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在西方思想中的渊源脉络及其历史含义，也没有考虑中国近代思想及其文化渊源的现代意义，便根据中国思想与经验主义传统的差异展开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历史批判”［47］。

    从认识论的反思进入社会理论反思，针对 1978年以来汉语学界的”启蒙理性”叙事以及持”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对哈耶克思想的阐发，汪晖进一步指出：”……当人们把市民社会、自由市场以及个人权利的范畴作为与’国家‘及其极权主义对立的范畴运用时，没有追问’社会‘、’市场‘和’个人‘是否像’国家‘一样也是一种’科学规划‘的结果，……这些理论家通过批判近代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重申传统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计划／市场二元论（即认为国家是规划的结果，而社会和个人是自然的存在），却没有了解，即使在他们最喜欢援引的哈耶克那里，自由也’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如果’自生自发秩序‘可以等同于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那么，’自生自发‘的含义就极为可疑。这一理论上的暖昧导致了明显庸俗化的意识形态后果，这就是：把现实或历史中的’市场‘、’社会‘范畴看作是与’国家‘范畴截然对立的、自由的和自发的范围，……然而，我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现代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有意识的创制；现代市场社会也不能被自明地看作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相反，它是对’自生自发秩序‘（包括旧有的市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规约、控制和垄断，从而’市场‘和’社会‘本身同样隐伏着专制的根源。”［48］同样，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在汪晖看来也还没有超越”科学／非科学”的两分法，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起源自身已经包含了”技术”以及对世界（包括社会）实施控制的”意向性”。像尼采和福柯那样询问：”……这种’真理的意愿‘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因此，需要检讨的不仅仅是对科学的’误读‘，而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特性”［49］。

    对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的反思，特别是对这一观念的西方来源的反思，汪晖批评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说：”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社会科学的’主观主义‘紧密相关。。。哈耶克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正是建立在社会科学证据的’主观的‘特征之上的。”［50］他在此处批评的，是影响了哈耶克思想的奥地利学派的康德主义渊源。但是我在这篇论文里没有见到汪晖对哈耶克的”个人主义”立场的批评。在他的另一篇也是更加冗长的论文中也没有找到，那就是”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

    借用泰勒的语言，汪晖写道：”……为什么我们用’我是谁‘这一问题来思考基本的取向？对’我是谁‘的追问把人作为潜在的对话者置于对话者的社会，因为对’我是谁‘的回答总是伴随我与他人的关系的界定。”［51］因此追问”我是谁”，成为伦理意义上的追问。这让我想到列维那对海德格尔问题的回应：”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不是什么也不是？‘而是此在根据什么确立自己的存在。”［52］由于列维那相信此在的根据只能是”他在”，他最终将存在论问题转化为伦理学问题。

    在分析鲁迅的”个人”观念时，汪晖这样来表述个人主义精神：”自由的个人，摆脱了一切人为的桎梏的个人，在鲁迅的文化哲学中被大胆地提到了非凡的高度。对它来说，既没有尘世的权威，也没有天堂的权威；它以自己的自由意志剥夺他们两者仅仅由于对人类精神的奴役才占有的皇位。由这真正存在的孤独个体出发，一切道德、法律、宗教、国家、观念体系、现行秩序、习惯、义务、众意，……都被作为’我‘、’己‘、’自性‘、’主观‘的对立物而遭到否定，。。。。。。”［53］。汪晖指出包含在这一作为”自由意志”的个人观念当中的四重意义，其中与我的讨论有关的是：”第一，……人的自由首先在于选择和拒绝的自由，这种选择和拒绝乃是’自性‘的展现……第三，’此我‘、’自性‘真正关注的是精神个体，主观思想者，而不是在物质环境中生活的感性的具体的人……个体的独立性原则也就是主观的真理性原则……这种’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的思想实际上已超越伦理层次，而具有本体论意义……由此，第四，我们达到了对自由个体的超越性的理解……就是信仰”［54］。

    尽管汪晖没有具体说明他对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反思，但从上面的引述来看，他显然注意到了当哈耶克坚持主要来自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时，接近了他所批判的科学主义的简约论的模式－－将社会化约到个人。为要超越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内在困境，我试图把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经由存在哲学转化为康德的超验的本体论个人主义［55］。关于后者，汪晖在讨论鲁迅的个人主义精神时已经阐释得十分详尽。不过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进入超验的个人主义时，如果不考虑经由西方科学精神整理过的原子论”个人－社会”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复杂得多的”群己”观念之间的区别，仅仅在承认”心”具有超越此世经验的能力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的差别是否真的大到无法沟通的程度呢？不是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过重要努力了吗（例如牟宗三和张祥龙的著作）？

    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为实现自由，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选择放弃哪些自由和落实哪些自由。这里的关键是”落实”，将选择的自由通过何种制度落实下来。不论”权利”这个概念在西方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它毕竟可以被我们用来表达中国社会这个特定语境下具有与西方人大致相同的物理属性的”个人”所要求的那些自由：生命的权利、运用思想能力的权利、维持生命与思想所必须的”私有”财产权利。当然，在落实这些权利的时候，”私有”应当在特定社会的历史中去理解，归根结底，”个人”、”自由”这样的概念都必须从特定社会的历史中才可以被理解从而具有意义。但是所有这些历史语言学上的考察都不能成为我们放弃建构由这些观念所反映着的”社会关系”的理由。因为，至少如我在第二节和第三节里所论，如果我们不把”自由”落实为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就无法积累和使用作为整体的人类知识，就无法获得使物质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的条件，从而也就无法最终落实我们的自由意志所选择了的自由。极端而言，如果因为福柯式的谱系学分析就怀疑进而放弃了我们在建设方面的任务，那么我们就连人类语言也无法使用了。

    当理性个人－－必须理解为经过汪晖的深刻怀疑的”我们的”西方的个人理性－－思考如何落实自由的时候，至少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必须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这当然也就是我在第二小节开头提到的几十年来逐渐为主流经济学所接受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看法。”理性”对有限理性的认识，在最近的研究文献里被表述为贝叶斯主义的有限理性模型，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当理性面对高度不确定性时（而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为获得较好的效果，理性行为应当死板地遵从一些预先规定好了的抽象规则，尽管这样做在一些获利机会明显的场合会显得太”傻”（注［34］，［35］，［36］）。注意，我在这里谈论的有限理性是”自由意志”承认自己在经验世界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某种社会秩序才可能超越这种有限性。

    在上述那些有时看上去很”傻”的规则中，最重要的一套规则是被晚年的哈耶克叫做”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规则。在我讨论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的一系列文章里（连载于《公共论丛》），我讨论了任一社会秩序能够成为”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两个必要条件：（1）合作秩序必须是由合作者们在自愿原则下”自发”形成的，（2）合作秩序必须具有”不断扩展性”。我愿意指出，在汪晖的论述中，我没有看到他对”自愿原则”在哈耶克的”真正个人主义”体系里的核心地位的认识。事实上，这是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尽管这一原则本身在哲学上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