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北师大古代文学史串讲资料（名词解释部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到春秋中叶诗歌305篇。包括国风、小雅、大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 “商颂”有诗40篇。“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又分大雅和小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赋、比、兴：赋：《诗经》在艺术上对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就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者，敷陈其事物而直言之也”，也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直接描绘，直接抒情，直接铺叙；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带比喻性质的一种手法。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引用其它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有进甚至能起到比的作用。如：《关雎》用‘雎鸟’的鸣叫起兴，引出诗人即景生情的联想。

　　历史散文：古代的散文是伴随着史官词而出现的，他们记载国家在咸和君主的言行，在其中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政治和哲学观点，其记述由简到繁，由质朴无华到略具文采。现在人看到的就一部古代历史文献汇编。

　　《春秋》：相传孔子曾对它加以修订，以记事为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先秦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书中按时代顺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事。它对后代的散文有不小的影响。

　　《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其思想倾向于儒家。书中既尊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

　　《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

　　《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后得33篇，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的言行，鉴于此书的性质，有人把它归入诸子类。

　　《孟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儒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孟子晚年和弟子万章等人编撰的，全书包括《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思想学说（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仁政思想）。

　　《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道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原有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庄子》是战国中期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有些作品出自其门人和后学之手。全书的思想和文风在统一中略有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观点。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汇、交流的产物，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的结晶。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祭歌，总共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

　　《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九章》只是表明作品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九章》的作品分别创作于屈原生活的不同时期，其内容和让题与《离骚》近似。

　　《九辩》：《九辩》之名源于古代传说中的天乐，宋玉写的《九辩》只是袭用古乐之名而作，在内容上已非其本来面目。《九辩》是楚辞中的一首抒情长诗，共255句。

　　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孟子重视道德修养，他把孔子的“仁”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仁义，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修养方法。浩然之气就是通过 “义”的积累而养成，它到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自觉实行仁义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把道德操守置于生命之上，他的舍生取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汉成帝时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散体大赋：汉代兴胜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他收集了东汉末年的一些内容风格相近，而又失去题目的无名氏的五言诗，编在一起，起名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二是男女恋情；三是文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四是反映一种颓废心理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风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骨指作品的艺术形式。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蔡琰等。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玄学兴起，思想界玄学成为主流，这对魏晋时期的文人及文学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正始时期的隐士，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一进颇有名声。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谈乎寡味。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等。 （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琨、郭璞）

　　左思风力：左思诗虽不多，但内容充实，风格独特，在太康诗坛独标一帜，成为太康，以至西普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钟嵘认为其《咏史》诗是“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

　　宫体诗：产生于梁陈时代的宫廷，多是描写女性和宫廷享乐生活的，风格　绮艳浮靡，追求形式，雕琢，格调柔弱，内容平泛，题材狭窄，把形式主义诗风推向极致。代表人物是萧纲、萧绎、徐陵父子等。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出现于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在音韵上做出贡献，对汉语语音的天然音调进行规范，沈约把这种音韵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诗歌中，提出了自觉运用声律来写诗的要求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这个新诗体。诗歌的声律和诗句的对仗加以结合形成了“永明体”。最优秀的“永明体”诗人是谢朓.

　　徐瘦体：由于徐樆和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写艳体诗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瘦体”。

　　北地三才：北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昇、邢邵、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志怪小说：多指超现实的神灵鬼怪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产生，是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的。是普通百姓表达理想愿望的需要，他们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的表达出来。志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