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漂在都市里的知识青年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有这样一个青年群体：他们没有所在大城市的户口，但是有城镇户口；一般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大部分有大学专科以上的学历；一般从事非体力劳动性质的工作，收入在当地中等水平上下。这个群体，我们称为“流动知青”。

　　这些“漂”在城市的知识青年的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31名流动知识青年的个案访谈，我们得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研究显示，应届高中毕业生参加成人高考、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及高校毕业时就业情况不理想而又不愿返回原籍，成为流动知青形成的三大途径。

　　在求职过程中，相比于研究生或者名牌大学的本科生来说，流动知青处于相对弱势。他们在大城市中没有任何资源优势，所以在起步阶段就会显得格外艰难。工作不稳定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当然，这其中有些是被动的，有些则是他们为了不断改善生活状态而作出的主动选择。

　　在生活上，住房是必需的。而大城市相对较高的房价迫使流动知青们只能选择多人合住，居无定所和随之而来的不安定感也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最大的梦想。

　　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流动知青们在生活中会面对一些时有时无的羁绊。比如，求职时户口就可能成为一个不利因素。在一些管理水平不高的企业，流动知青也会因为没有户口而无法享受社会保险。此外，在买CDMA手机、办理银行信用卡、孩子上学等生活具体问题上，也会由于户口的问题而带来不少麻烦。当然，这些影响都不是决定性的，它们几乎都可以用金钱来消除。但对于并不富裕的流动知青来说，户口对他们的不利影响还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工作中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几乎成为流动知青社会关系的主要部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社交圈子甚至更加狭窄，仅仅局限在原来的同学或合住的室友。在文化适应方面，相比于上海和广州，北京文化的包容性最强，流动知青在北京几乎不存在文化适应的问题。上海和广州都有较强的地域文化特征，语言上又存在一些障碍，所以流动知青对这两地的文化适应就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从情感角度来看，流动知青群体中的大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仍是单身。对已经结婚的少部分人来说，生存状态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仍然没有消失，一些已婚夫妇的生活依旧过得很艰辛。其中大部分夫妻都倾向于晚要孩子，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本地户口而形成的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户口带来的问题还体现在流动知青的恋爱方面。由户口制度而派生的某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歧视，使得这种异地户口的男女相恋大都遭到家长的反对。

　　流动知青的精神状态整体上呈进取、拼搏的向上态势。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社会态度是平和而现实的，对政府没有太高的要求，对社会现实也不会给予过于激烈的批评。

　　流动知青的生活原生态

　　案例1 ——在北京IT界里上下浮沉

　　小迟，女，25岁，吉林省吉林市人。1996年高中毕业，在有关各方的联合作弊下，她作为“成人大学生”来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读三年制大专层次的计算机软件专业。成人高教不转户口、不包分配，她毕业后就在北京开始了“流动知青”的生涯。

　　从1999年开始，她在IT界换过4 次工作，享受过短暂的几个月的社会保险，曾经从职界的底层逐渐向上流动，但最后又回到起点。在生活上也是居无定所，前后换过几次住所。由于深深困扰她的不稳定感，她与男朋友商定，两三年后买了房子再结婚，然后过两三年再要孩子。她认为造成她目前困境的主要原因，一是学历较低，没有本科文凭，二是没有北京户口。她对没有一定之规的北京市的流动人口户口政策颇为不满。

　　案例2 ——在上海嫁人也难得其所

　　小程，女，25岁，出生于浙江宁波，1996年高考落榜，父亲带她来上海找工作。在家人的帮助下她找到一份临时工作并一直干到现在，除了没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之外，其他待遇与正式员工一样。住奶奶的房子，虽饱受姑姑的白眼，但能省下租房的钱。边工作边读夜大，取得计算机专科文凭，现计划读本科。

　　小程的丈夫是上海某高校的学报编辑，研究生毕业留校。因夫妇俩有一人不是上海户口，他们不能享受该高校为本校新婚教职工提供的廉租房（租金相当于市场价的20％，可连续租5 年）。住房问题上的户口歧视成为他们新婚幸福中的一丝阴影，存钱购买自己的住房是他们婚后的头等大事。

　　案例3 ——从山东到上海成家置业

　　小吴，女，26岁，出生于山东省莒南县的普通工人家庭，高中学历。1997年来上海继续求学，参加国际贸易专业的高自考，在考完规定的13门课程中的11门后放弃，后改学装饰装潢设计（非学历）。目前在某装饰装潢设计工程公司工作，月收入1600元。

　　2001年结婚，丈夫本科毕业，1998年来上海，2002年获上海户籍。用商业贷款买了每平方米2500元的住房。收入和住房条件能满足目前的生活需求，但对养育孩子而言尚嫌不足，所以暂不考虑要孩子。

　　因本人无上海户口，不能办理社会保障卡，公司提供的是专为外来务工者设置的综合社会保险，缺乏安全感。

　　案例4 ——“暂住”广州准备再漂

　　小杨，男，26岁，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牧区。大学毕业时户口及人事档案均发回原籍，人留在广州求职。应聘成功的第一家公司是有实力的大公司，把他的户口从内蒙古转回广州，挂靠南方人才市场。因工作不理想而辞职并在3 个月后找到第二份工作。目前基本工资2500元，另有额外的业务收入，但要自己负担全部的社会保险支出，另外还买了一份年保费3500元的商业保险。

　　不会说广东白话，融入广州社会有困难。同居的未婚妻（无业）是云南人，计划2005年正式结婚，婚后去昆明定居，并计划在适当时候把在内蒙古的父母接到昆明养老。

　　案例5 ——留在广州好继续深造

　　小王，女，22岁，出生于广东省西南部信宜市的普通市民家庭。2001年中专毕业后在广州找工作，原因有三：其一，无经济实力去其他城市找工作；其二，意识到中专学历太低，留在广州有利继续深造；其三，老家的人都出来找工作，所以也不可能回家就业。第一份工作是在某电脑城的一家小公司做销售，第二份工作是在亲戚开的小手机店做销售，第三份工作是在一家较正规的公司做销售。月收入1000多元，有社会保险，自己每月负担80多元保险金。

　　已有同居男友，但没考虑正式结婚。在母校广东省轻工业学校读夜大的大专，每年学费2500元。计划在广州定居。

　　只要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流动知青不需特殊保护

　　流动知青起源于大中专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他们的生存与发展，既得益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成果，又受制于该变革在某些领域（如社会保障与户籍制度）的滞后。

　　流动知青不是暂时现象。随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的进一步市场化，流动知青将成为知识青年中的主流群体。从根本上说，流动知青不需要任何特殊政策，他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他们所需要的政策和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政策和制度。

　　从研究结果来看，对流动知青的生存与发展造成明显障碍的体制因素主要是两个：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和目前还不完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长远来看，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无论对于社会中的哪一个群体来说，都需要一个不分地域、不分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满足公民的基本安全需求。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和政府应通过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来实现对公民的管理，是这种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两大理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