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杂谈

　　现在有个别轻视古典文学，甚至否定文史之学的人，提出一种说法。他们认为文学不是科学，文学史不是历史。这种主张，抹煞了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界限。他们认为研究古典文学纯粹是为当代文学服务的。

　　我们不否认文学有主体性的一面，并且认为“文学的主体性”口号的提出，在反对教条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如发展到否认文学有其科学性，文学史有其历史性，这从中外文学的传统知识来看，都显得过分了。我们承认文学欣赏也有其主观的一面。但是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就不能全凭主观。古典文学是要为当代文学服务的，但古典文学不是当代文学的附庸。中国文学是源远流长的。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而当代文学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文学作品，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文学评论。试问当代文学究竟有百分之几能流芳万世，而不为时代所淘汰？当代作家究竟能有几位能与历史上的李白、杜甫、莎士比亚相比？如果衡量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古代的文学艺术是不可抹煞的，而研究古典文学却不能不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所以西方的科学系统中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文学研究正是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的。文学古籍的整理，也需要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至于文学赏析，在审美角度上有其主体性，“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但是文学赏析也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脱离对文学作品的理解，而完全自作主张。从中国传统的治学之道来说，有义理、辞章、考据，义理需要思维科学，考据需要历史知识和科学方法，辞章之学也需要语文科学：修辞学、语法学、语义学、音韵学等等，总之是离不开人文科学的。

　　下面说说我自已的学习经验：我一生所学可称得上是个杂货摊。我是私塾出身的，从四书五经学起。后来上了中学，接触到新文艺，对于现代文学十分爱好，就是到了古稀之年，对于出色的当代文学作品，也是爱读的。我在大学本科一年级，上的是历史系，二年级转中文系。同时学习英国文学和法语。对于语音学、音韵学也受过严格的训练。我解放前参加出国留学考试，报考的是法国文学；后来没有去法国，而到美国后，最初学比较文学，后改学心理学；在心理学中又偏重阅读心理学和心理统计。

　　作过教育统计工作，还学过第一代计算机，取得美国统计学会会员资格。解放初期回国后，教心理学，后来由于心理学受到全国性大批判，并一度取消，我又回到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上来。近些年来，我从事文学古籍的整理工作。我在美国学的心理学被认为是自然科学。从我的学习经历来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有。

　　我近些年来的治学方法，是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我没有中国腐儒的固成之见，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又去美国讲学一年，也从来不崇拜洋人。否则我也不会放弃在美国的工作而回到祖国大陆来。

　　我说这些并不是说我的治学之道是成功的，我的知识是大杂烩，不取一家之言，也不是从一个角度出发，我希望能做到实事求是，能采取各家之长。唯其学得比较杂，不限于一种专业，我在发现一个问题时，能从各个角度来探讨，从不同的专业来研究。例如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特别是一首诗词，我爱作心理分析；对于一个作家，我爱作历史探讨；对于某一作家的作品，我爱作系年的工作，看看这篇作品是在哪一年代写的，当时的社会背景如何，作者的阅历如何，这就涉及到历史范畴了。文学作品本身固然不是科学，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却是科学，研究文学要有科学的头脑，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就不纯粹是在那里摇头晃脑，击节叹赏，而是要从美学方面、语言结构方面、历史背景方面、作者心理方面，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研究文学作品需要熟悉和占有大量资料。过去我们主要是靠背诵，现在背诵也不可废，可是到现在各种学问、各种作品分门别类，不可能像在私塾里似的，花很多时间来背诵，而且也不可能专靠记忆来解决问题，自然记忆也不可少。因而现在的文学研究者，需要利用索引。建国以来，前些年对索引的利用不够，日本人研究中国文学，就编了很多索引。可是到现在很多还没有传到中国来。而我们自己编的关于古籍方面的索引，大都是三十年代哈佛燕京学社编的，最近几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中华书局组织的为校点本二十四史配套的各史人名索引，也出版了一部分，其余的正在付印中。索引有句首索引和逐字索引，如为了一般地查一句话的出处，可用句首索引，如《十三经索引》就是。如果为了仔细钻研一部书，探索其中每一个字词的用法和意义，光凭句首索引还不够，还要有逐字索引。如《毛诗引得》。再如解放初期出版的《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就是逐字索引。现在又出了一本句首索引，就显得用处不大。李白诗集，日人花房英树五十年代出了一本《李白歌诗索引》，是逐字索引，后来中国也有人编了李白诗的句首索引，至今还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还要充分重视和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进行研究工作。近年来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利用计算机输入的数据库或字库的方法来编索引，例如《红楼梦》分类索引，给《红楼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计算机上输入的《全唐诗》，对于唐诗的研究以及唐宋以后文学的研究会提供更大的方便。这样对于版本校勘，典故注释，会节省不止十倍百倍的精力，而且更精确。当然这种索引，并不限于文史工作，《老舍全集》不是也利用计算机编成索引了吗？这是文献检索的一大革命。我们决不可抱残守缺，还拿老眼光看新问题。而青年的文史工作者，更需要开阔视野，为将来的“治学”创造一条新路。

　　学习文史的人一般不注重外语，这是值得注意的。一般认为学的是中国的文学史学，学了外语用不上，白费劲。历届的硕士生、博士生入学考试，由于外语不过关，大量的考生名落孙山。职称考试，也总以“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代历史）为借口要求兔试外语。要想到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只有学好外语才能起对外交流作用。我国文史界出国讲学的学者，绝少能用外语讲演，一般总是请人翻译，而找到一个能够并且肯于作专业外语翻译的人是很难的。即使能找到这样的人，翻译的效果一般都不很好，跟本人直接用外语讲，效果要差得远。你可以说：“出国讲汉学的人能有几个？值得这样努力去学外语吗？”我认为即使学不会听、说，能直接读懂外语书籍也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文学书籍，特别是诗歌，原文引人入胜，而译成汉语往往味同嚼蜡，例如莎士比亚诗剧就是这样，中国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名家是梁实秋。梁氏译文虽不用韵，还是不能传神。外国人写的文学理论著作也很多，你光看翻译本很难弄清名词概念的内涵。例如两三年前，文史界也大讲“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可是国内能真正看懂外国原著，而能恰当地运用来解释文史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能有几人？有的译者由于外文水平不高，不仅译出来佶屈聱牙，而且会在很多地方有失原意。

　　这样从翻译本得来的一知半解，而大讲“三论”，不是有同瞎子摸象，离格太远了吗？

　　再就是近几十年来，外国的汉学家，在研究文史方面已有很多突出的成就，而我们“十年浩劫”

　　中闭关自守，文史界一片荒凉。建国以前，日本汉学家如盐谷温、儿鸟献吉、青木正儿等人的著作，在二、三十年代曾经译成汉文，而且对三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发生过影响。“十年浩劫”之后，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已经有了不少成果，像敦煌学，日本人、法国人都有大量的成果，而我们如果不学外语，不积极地从外国人的汉学著作中吸取营养，不直接看原文著作，怎么能迎头赶上呢？

　　我目前从事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考据之学。我对于辞章之学的理解，也常常是通过考据来论证，总是“无征不信”。我觉得在当前研究古典文学，一方面要打破传统的辞章之学那老一套，一方面也不要把古人的文学理论现代化，把古人美化成现代人，或者是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古人，那样都不是研究学问实事求是的态度。研究古典文学要抓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问题和项目，不要钻牛角尖。要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来对待古代作家和古代作品，还他们以历史上的本来面目。研究比较文学，也要从中外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思想传统和文学传统，来分析二者的区别性和某些类似性，以促进文艺方面的国际文化交流。如果说我写出来的东西，有一点半点的可取之处，可能是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来处理古典文学问题所造成的吧。

　　古典文学研究三“ 执”

　　“ 失语” 与转换

　　“ 失语症” 如今正像电脑病毒一样，传染于研究古代文论或比较文学的学者口中，频繁地出现在他们笔下，堪称首屈一“ 执”。但失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各人的理解很不一样。医学上所说的“ 失语症” ，是指位于左大脑第三额回的语言发动神经中枢受损而导致的语言机能的丧失。而时下所谓“ 失语症” ，则意味着话语能力的丧失。曹顺庆说：“ 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化表达、勾通和解读的‘ 失语’ 状态。” 具体到文学理论，孙津说：“ 当我们要用理论来讲话时，想一想罢，举凡能够有真实含义的或者能够通行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到底有几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过来）。如果用人家的语言来言语，什么东西可以算得上中国自己的呢？”
类似的深刻反思之语难以缕举。我一方面试图体会他们的切肤之痛，同时却又觉得有点滑稽。时下的确有许多滑稽的说法风行于世，而人们浑然不觉。最滑稽的莫过于那本很可笑的《中国也可以说不》。请问